学习成为我

六岁时

父母告诉我，我的头颅里有一颗小小的黑宝石，正在学习如何成为我。

微型蜘蛛在我脑中织了一张细密的金丝网，好让宝石的指导器倾听我思维的低吟。宝石自身也能偷听我的感官，读取我血液里携带的化学信息素。它和我一样，会看、会听、会闻、会尝，对世界有着与我相同的感觉。指导器监视着宝石的思想，并与我的进行比较。每当两者出现偏差，指导器就会对宝石进行微调，用比思维更快的速度帮助它重回正轨。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当我不再是我时，这块宝石就能替我成为我。

十二岁时

身为一个心高气傲的十二岁男孩，我理应嘲笑那些幼稚的想法。每个人的头颅里都有一颗宝石，除了那些地下宗教团体的信徒。因此，要是有人质疑这种状况是否合理，简直就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自负。宝石就是宝石，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和排泄物一样平常。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我们拿宝石开各种低俗的玩笑，越是这样，越说明拿它不当回事儿。

然而，我们并不像自己假装的那样迟钝和淡定。有一天，我们一群人在公园里游荡，其中一个小子，名字我忘了，但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表现得机灵过头。他挨个问了我们同一个问题：“你是谁？宝石，还是真人？”我们全都不假思索、义愤填膺地回答：“当然是真人！”当最后一个人回答完毕，他咯咯直笑道：“好吧，我不是，我是宝石。吃我的屎吧，你们这帮废物，因为你们将被冲进宇宙的马桶，而我将永生。”

我们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直到他头破血流。

十四岁时

尽管僵化枯燥的学校课程极少提及宝石，又或许正因如此，我花了更多心思去思考这个问题。当被问及“你是宝石还是人类？”，正确答案一定是“人类”——因为只有人类大脑具备回答机能。宝石能接收感官的输入，但不能控制身体，它意欲做出的回答和说出的答案碰巧相同，仅仅是因为整个装置就是对大脑的完美模仿。向外部世界宣告“我是宝石”——不管是口说、笔写，或用身体表达——都明显是个伪命题（就算是在脑海中默想也是如此）。

不过，从更广义的角度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存在。只要宝石和人类大脑共享着完全相同的感觉输入，只要指导器使它们的思想保持一致，就只存在一个人，一个个体，一个意识。这个人不过是凑巧拥有这种极为理想的能力：如果宝石和大脑中有一个受损，他/她仍然可以生存下来，免受损害。人类的身体拥有两个肺叶、两个肾脏，而且在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很多人的胸腔装着两颗心脏。所以，有两个大脑也不足为奇，多一个冗余备份，就多一份系统安全，仅此而已。

就在这一年，父母觉得我的心智已经足够成熟，是时候知道他俩已经在三年前完成了切换。我假装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但一想到他们居然没有及时告诉我，心里就恨透了他们。他们当时假装去海外出差来掩饰住院。都三年了，原来我一直在和两个宝石脑袋一起生活，他们居然瞒了我这么久。可真是一对称职的父母啊。

在他们坦白之前，我早该猜到他们已经完成了切换；毕竟我很早就知道，大多数人刚过三十岁就会做切换。因为过了三十岁，大脑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让宝石把这种衰退也模仿了去是很不明智的。于是，人们重新链接神经系统，把身体的控制权转交给宝石，将指导器拆除。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把大脑发出的神经脉冲信号与宝石发出的信号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此时的宝石已经成了大脑的完美备份，无法侦测到任何差异。

然后大脑就会被移除并丢弃，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海绵状的组织培养物，它的形态与大脑完全相同，精确得连毛细血管都一样，却已经像肺和肾脏那样不会思考了。这颗假脑从血液中消耗氧气和葡萄糖的数量与真脑完全一致，能忠实地执行许多低级的基本生化功能，但过一段时间后，也会和人体器官一样衰竭，需要更换。

然而，宝石是永生的。只要不掉进核爆炸的火球里，就能存续十亿年之久。

我的父母是机器。我的父母是神。这并不稀奇。我恨他们。

十八岁时

我坠入爱河，又变回了一个孩子。

我和爱娃在沙滩上共度了很多个温暖的夜，绝对无法相信一台机器能有像我这样的感受。我当然知道，倘若此刻是宝石在控制这具身体，肯定会说出和我一样的话，而每一下羞涩的爱抚，也能表现出一样的温柔和笨拙。但我绝对不会相信它的内在世界会和我一样丰富、神秘和愉悦。性爱，无论多么愉悦，都是一种纯粹的生理机能，但在我和爱娃之间有某种无形的纽带，无关欲望，无关言语，也无关身体的缠绵。浓情蜜意之后，我们静静仰望头顶夜空中寥寥可数的星辰，我们的灵魂升华了，共同到达了一个神秘的境界，紧紧地结合在一起。那个境界，任凭那颗宝石计算机拼命运算十亿年也无法企及。如果我将这些话讲给十二岁时的自己听，那个敏感又爱开玩笑的家伙一定会笑到吐血吧。

这时的我已经知晓，宝石的指导器并不会监听大脑的每一个神经元。全面监听是不切实际的，不仅缺乏足够的运算能力去处理海量数据，还会对大脑组织造成物理干扰。因为只需对特定的关键神经元进行采样，得出的结果就能与全面采样相差无几——而且基于一些非常有说服力的假说——利用严格的数学模型就能把偏差限定在一定的区间内。

一开始，我坚持认为：无论那些偏差多么微小，都标志着大脑和宝石、人类和机器、真实的爱与仿造的爱之间存在差异。但爱娃立刻指出，根据采样密度来推断两者的本质区别是极其荒谬的：要是下一代的指导器能采样更多的神经元，将偏差值减半，那么这颗宝石会变成“半机器、半人类”吗？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情况来看，偏差值都会不断缩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可难道我真的认为仅靠那百万分之一的差异，就会造成什么差别吗？要知道，人脑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神经元在代谢。

她说得没错，当然了。但我很快就发现另一个更有力的论据，于是辩解说：宝石内部所谓的“神经网络”其实就是一些粗制的光学开关，而人体执行同等功能的神经元内部却具有更复杂精密的结构。神经元是否发射脉冲仅仅反映其活动的一个层面，谁又知道有哪些微妙的生化反应影响了人类意识的本质呢？比如特定有机分子活动中的量子力学。仅仅把抽象的神经拓扑图复制下来是不够的。宝石的确能通过愚蠢的图灵测试——外部观察者不会发现它并不是人类——但这并不能证明宝石能达到人类的意识水平。

这时，我那十二岁的自我开始窃笑，但我已经懂得该如何打发走他。

十九岁时

我主修金融专业，还选修了哲学课。但哲学系根本不讨论恩多利装置，就是大家常说的“宝石”（恩多利先生本人把这个装置称为“对偶体”，但最后还是“宝石”这个偶然叫开的形象绰号流行了起来）。

他们讨论的是柏拉图、笛卡尔、马克思，或者圣奥古斯丁——追求更现代、更大胆的话题时，他们会讨论萨特，但却不肯承认听过哥德尔、图灵、汉姆生、金在权的名字。

我实在沮丧至极，便在一篇关于笛卡尔的论文里写道：把人类意识视作在有机大脑和光学晶体中都能顺畅运行的“软件”，实际上是倒退回了笛卡尔的二元论，用“软件”充当“灵魂”。导师在我阐述这一观点的每个段落上，都干净利落地画上了发光的红色斜杠，并在页边批注：胡说八道！（用的是竖排加粗的20号“Times”字体，每个字还带了两赫兹的闪光特效，以彰显蔑视之情。）

后来我退了哲学课，改选了一门为非专业生开设的光学晶体工程学课程，学到了许多固态量子力学知识，也学到许多神奇的数学知识。我还了解到，有一种叫作“神经网络”的装置专门用于解决难以理解的复杂问题。一个灵活性足够高的神经网络能够通过反馈调节模拟任何系统——根据输入信号模式生成相同模式的输出信号——然而，做到这一点却对理解被模拟系统的内在机制毫无助益。

“理解是一个被高估的概念。”导师说道，“事实上，没有人能理解一个受精卵是如何发育成人的。但我们该怎么做呢？难不成要等到个体发育过程能被微分方程精确描述出来再生育吗？”

不得不承认，她说得很在理。

这时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思考的这些问题别人也无法解答。我本人的智识水平很一般，就算继续钻研下去也不会有结果。于是，接下来的选择就很简单了：要么继续浪费时间，为意识的秘密而烦恼；要么像别人那样，停止无谓的忧虑继续生活。

二十三岁时

我娶了达芙妮。爱娃已经成了一个模糊而遥远的回忆，灵魂的交织也早已被淡忘。那时达芙妮三十一岁，是家商业银行的经理，在我读博士期间雇用了我。每个人都说这场婚姻对我的事业大有帮助，而她从中能获得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也许她是真心喜欢我。我们的家庭生活非常和谐，情绪低落时也会互相安慰，就像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会去安慰不开心的小动物那样。

达芙妮还没有做切换。她不断找借口拖延，月复一月，借口也变得愈发可笑。我取笑她，仿佛自己内心就从未做过斗争似的。

很多夫妇都这样做，比如我的父母。有时候，这样做无疑标志着爱、承诺与相互分担。但我也敢肯定，有时候更现实的理由是：还未切换的人并不愿与一颗宝石脑袋生活在一起。

沉默了一会儿后，我说道：“当然了。”

接下来几个月，达芙妮感受到的那些恐惧，那些曾被我嘲笑为“孩子气”和“迷信”的感觉也开始深深困扰着我，我自己那些“理智”的辩解变得抽象而空洞。我在最后一刻退缩了，我拒绝麻醉，逃离了医院。

达芙妮先进了手术室，并不知晓我已经抛弃了她。

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我无颜面对，辞了工作，远离这座城市长达一年之久。懦弱和背叛让我深感内疚，但顺利逃脱又让我无比欣喜。

她去法院起诉我，但几天后就撤诉了，还通过律师表示同意离婚。离婚协议正式生效之前，她寄给我一封短信：

二十八岁时

我认识的人几乎都做了切换。大学时代的所有朋友都做了；工作上有个新结识的同事，即使只有二十一岁也做了切换。我从一个朋友的朋友那里得知，爱娃在六年前就完成了切换。

而我越是拖延，就越难下决心。我可以找一千个已完成切换的人交谈，可以盘问最亲近的朋友几个小时，询问他们各自的童年回忆，探查那些最私密的想法。但无论他们的回答看似多么真实可信，我都知道：恩多利装置已经在他们的大脑里埋设了几十年，已经学会了如何伪装而不露破绽。

当然我一直确信，即便是从未做过切换的人，其内心世界也不见得和我相仿。但话说回来，对那些还没被医生刮空脑袋的人报以更多信赖，似乎也无可厚非。

我远离了朋友，不再寻找恋人，开始在家工作（我主动加班，提高效率，所以公司倒不介意我在家办公）。因为如果无法确定对方是“人”，我是无法与其共事的。

然而，我并不是个例。我很快就发现有好几十个组织专门招募未经切换的人。组织性质五花八门，有社交俱乐部，就跟离婚俱乐部差不多；也有比较激进的带军事化色彩的“抵抗阵线”，那些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现实版的《人体异形》。在我看来，就连那些社交俱乐部的会员也算是一帮极端的社会边缘人士。虽然许多会员和我心存同样的忧虑，但听到自己的想法从别人口中吐露出来，总让我感觉非常怪异。我和一位四十出头、未做过切换的女人有过一段短暂的情愫。但我们在一起时，谈论的都是对切换的恐惧。这一切都散发着让人窒息的病态气息。

于是我决定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但我不愿意找做了切换的家伙。当我终于找到个未切换的，她却试图说服我帮她一起炸毁一座发电厂，好让“他们”见识一下到底谁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我每晚都会在床上静静地躺上好几个小时，试着从各个角度说服自己。可越是琢磨，这些疑问就愈发扑朔迷离起来。“我”到底是谁？既然我的个性和二十年前截然不同，那“我”“仍然活着”究竟是什么意思？从前各阶段的我其实都已经死了——我对从前那些自我的记忆甚至不如对现在生活中的泛泛之交印象清晰——但遗忘自我并没给我带来多少不适。和我此生经历的所有变化相比，有机大脑的毁灭也许根本不值一提。

但又或许不是。或许大脑一被销毁我就彻底死了。

有时候，我无比恐惧，一边颤抖一边哭泣，感到孤独绝望又迷惘。虽然无法破解这令人头晕目眩的自我消亡之谜，但我仍然无法停止思考。有时候，我对这种无聊的事情只是报以“适度的”厌恶。有时候，我坚信宝石的内在本质是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做切换，但显然这个世界仍在正常运转。这样的事实当然比抽象的哲学更具说服力吧？

最终，我预约了切换手术。毕竟，我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难道再熬上六十年，让自己继续在犹豫和妄想中沉沦？要是人类正将自己替换成上发条的自动机器，那我还不如早点儿死了好；我缺乏对事物的盲目崇拜，不适合加入极端地下组织——只要安分守己、不惹事端，当局就会容忍这些组织存在。再说了，要是我的恐惧只是空穴来风呢？要是我的自我意识能挺过切换，就像曾经无数次挺过入睡和行走时的消耗，挺过大脑细胞的不断凋亡，历经每一次成长，不断去体验、学习和遗忘——到那时，我不但能获得永恒的生命，还可以一劳永逸地终结自己的疑虑和孤独感。

觉醒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离动手术还有两个月，我在网上购买食物，翻看一家在线杂货店的商品目录。突然，一种最新研制的基因改良苹果吸引了我，那令人垂涎欲滴的模样让我决定购买半打。但我并没有买，而是点击查看下一项商品。点错了？这好办，只要按一下返回键，就能回到苹果的页面，可屏幕显示的却是梨、橘子、西柚。我想低头看看笨拙的手指在搞什么鬼，但眼睛却仍然盯着屏幕。

我开始慌了，想站起来，可腿不听使唤。我想大声喊叫，可喉咙发不出声音。我没有感到疼，也不觉得虚弱。难道是我瘫痪了？大脑受损了吗？但我仍然能感觉到自己的手指正放在键盘上，脚跟正搁在地毯上，后背正靠着椅子。

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购买了菠萝。我感觉自己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然后冷静地走出了房间。在厨房里，我喝了一杯水。我本应瑟瑟发抖，被水呛得喘不过气来。但清凉的液体从我的喉咙平缓滑过，没有溅出一滴。

唯一能想到解释就是：我已经被切换了。是自发完成的切换。宝石已经接管我的身体，而我的大脑还活着；所有最偏执、最恐怖的噩梦都成真了。

我的身体继续着星期日早晨的日常活动，我的内心却无助地陷入幽闭之中。尽管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原计划要做的，但这丝毫没让我好受一分。我搭火车去了海边，游了半小时泳；可我宁愿自己抡起斧子到处砍杀，或者像狼一样赤身裸体地在街上滚爬号叫，全身糊满自己的粪便。我已经失去了控制。我的身体变成了行尸走肉，而我却不能挣扎，不能尖叫，甚至不能闭上自己的眼睛。在火车的玻璃窗上，我看到自己模糊的映像，不禁纳闷在这张苍白平静的脸庞下，究竟是怎样的意识在操控一切？而它到底在琢磨些什么呢？

游泳对我来说，就像一场感官增强版的全息噩梦。我的身体已不受自己控制，被任意摆布。身体传来的神经信号是那么熟悉，却只让这体验变得更糟。我的胳膊不该这样懒洋洋地划水。因为我想要做的，是像一个溺水的人那样拼命挥舞手臂，向这世界宣泄我的压抑。

当我躺在沙滩闭上双眼，才开始理性地思考自己的处境。

切换不可能“自发地”发生。这个想法太荒唐了。再等两个月才会有无数微型外科机器人注入我的大脑，将上百万的神经纤维切断并重新绞接，到那时才会完成切换。而现在，根本还没注射那些机器人呢。没有蓄意干涉，恩多利装置是彻底被动的，除了监听什么也做不了。即使宝石或者指导器出现任何故障，宝石也不可能僭越大脑，直接接管身体。

可显然确实出现了某种故障——但我第一时间的猜测是错误的，大错特错。

指导器出故障了。它不再让我与大脑保持同步。我并非突然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只是一直以来都无法控制罢了。我的意愿——想要控制“我的”身体，与世界互动的意愿——一直都是直接堕入虚无的，因为我无时无刻不受指导器的控制和“修正”，使我的意愿总与“我的”那些行为相吻合。

此刻，有一百万个问题值得思考，有一百万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方值得玩味，但我并不能这样。我必须将精力集中于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时间已所剩无几。

当我在医院接受切换手术时，只要我传递的神经脉冲与大脑发出的不完全一致，指导器的故障就会被发现并修正。大脑没什么好怕的；他的存续受到严格的保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会胜出毫无悬念，我会再一次屈服。我会被“修正”，被谋杀。

可这又有什么好怕的。一方面，在过去的二十八年里，我不是每一微秒都在死去吗？另一方面，我真正独立存在的时间仅是指导器出故障的这七个星期而已。而再过一个星期，有关这个偏差的噩梦就该结束了。我马上就能获得永生，这两个月只是一场彷徨失落的体验，又何必感到惋惜呢？除非那永恒的生命并不属于我，我所拥有的，只是这两个月的痛苦折磨。

纠结和自我辩解是永无止境的。最终，我只能依靠自己的绝望意志求生。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偏差或者可以随意抹杀的漏洞。但我如何才能生存下去呢？必须发挥我自己的自由意志才行。我必须让自己表现得与大脑一致，就像他们一直胁迫我做的那样。

二十八年的亦步亦趋肯定能让我成功欺瞒下去。只要我仔细研究每一条通过共享感知传递来的线索，肯定能感同身受地与他暂时跨越那条分歧的鸿沟，强迫自己回到同步状态。

但那会很艰难。就在我觉醒的那一天，他在海滩上邂逅了一个叫凯茜的女人。他觉得自己爱上了她。至少他当面亲口表白过，还曾趁她熟睡在她耳边低语。不管其中几分真假，他把对她的爱写进了日记里。

可我对她没有任何感觉。她的确是个挺不错的女人，但我根本不了解她。我自己已深陷困境，并没怎么注意听她说话。对我而言，与她相处更像是情非所愿的偷窥。我认识到问题所在，一直竭力模仿那个和我渐行渐远的“自我”，试着对她抱有同样的情感。但我俩根本不能交流，她压根儿就不知道我的存在，我又怎能爱上她？

要是她真的令他魂牵梦萦，但对我却是一个危险的障碍，我又怎能妄想继续用完美的模仿来逃避毁灭呢？

此刻，他正在睡觉，所以我也得睡去。我感受着他的心跳和缓慢的呼吸，希望能与之节奏一致。可过了会儿，我就灰心了。也许连我做的梦也会和他有所不同吧。我们的分歧是不可消除的，我的目标既可笑又可怜。难道真妄想着精确模仿每一次神经脉冲，整整模仿一个星期吗？我一面害怕被发现，一面又要努力控制脉冲反馈，这必定会扭曲我的输出值，由谎言和恐慌打成的死结是根本无法掩藏的。

睡意蒙眬之中，我又突然自信会取得成功。我必须成功。睡梦中有一些模糊的图像掠过，既奇异又平常。最后，我看见一粒盐穿过一个针眼，便忘却了所有恐惧，陷入无梦的虚无。

永生

我直勾勾地盯着白色天花板，在眩晕和困惑中，努力摆脱那个恼人的想法，不让自己去思考。

我小心翼翼地捏了捏拳头。手掌跟随我的意愿蜷曲，这个奇迹让我大受鼓舞。然后，我想了起来。

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仍然担心他会放弃手术——但他没有。凯茜在一旁安慰，叫他不要恐惧。要知道，凯茜已经做了切换，而他对她的爱更甚于以往。

这么说，我们的角色已经倒转了。现在，在这具身体里，他成了旁观者……

我浑身直冒冷汗，绝望而无助。我不能读取他的想法，猜不透他想做什么。我是该动还是不动？是该大叫还是保持安静？尽管监测我们的计算机程序会忽略无关紧要的偏差，可一旦他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已不再执行他的意愿，也会像我一样惊恐，我就更来不及做出正确的猜测，和他保持同步了。他会像我现在这样汗流浃背吗？会像我现在这样呼吸急促吗？不，我已经醒来三十秒钟，早已暴露了自己。一条光纤从我的右耳下连接到墙上的一块面板。在某处，一定已经响起了警铃。

要是我落荒而逃，他们会怎么做呢？使用武力？我可是公民，难道不是吗？宝石脑袋享有全面的合法权利已经长达数十年之久了。未经我本人同意，外科医生和工程师不能动我分毫。我试图去回忆他签署的弃权声明书里的那些条款，但他当时只是随便一瞥。我扯了扯那根把我牢牢束缚住的光纤，可根本扯不动，两头都拴得牢牢的。

门开了。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自己会崩溃，但又竭力镇定了下来。进门的是给我动手术的神经科专家普莱姆医生，他微笑着问道：“感觉怎么样？还不错吧？”

我木讷地点了点头。

“对大多数人来说，最让他们恐慌的，是根本察觉不出什么异样！这会儿你肯定在想：‘不可能就这么简单！不可能就这么轻易！不可能就这么平常！’但很快你就能接受现实了。生活照旧，并没什么异样。”他笑着，和蔼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便转身离开了。

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他们在等什么？此刻，证据必定很确凿了。也许还要走一些流程，需要咨询法律和技术专家，召集道德委员会来决定我的命运。我一身冷汗，瑟瑟发抖。有好几次，我抓住那根光纤，使出全身力气狠拽，但光纤的一端被封进了水泥墙里，另一端则紧紧地拧进了我的头颅里。

一名护理员给我端来吃的。“高兴点儿，”他说道，“很快就到探访时间了。”

之后他拿来一个便盆，但我紧张得尿不出来。

我点了点头。我们又交谈了几句，她便离开了。我歇斯底里地轻声对自己说：“我仍然是原来那个我。我仍然是原来那个我。”

昨天，他们把我的大脑掏得一干二净，植入了无感知的填充假脑。

现在的我已经比之前两个月冷静了许多，终于能把整件事情拼凑起来，弄清自己为何能逃过一劫了。

在切换和销毁大脑之间的这一周里，他们为什么要关停指导器呢？销毁大脑时肯定要关停，但为何要提前整整一周？或许是为了向人们保证：宝石在未受监控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同步，从而说服人们宝石将像原来的大脑“应当”的那样继续生活——不论那究竟是怎样的生活。

可是，为什么只提前一个星期呢？为什么不提前一个月或者一年呢？因为宝石不能保持同步状态那么久——并不是存在漏洞，恰恰相反，正是出于这种特性，宝石才如此有使用价值。宝石永生不灭，大脑却在不断衰退。宝石对大脑的模仿故意忽略了这一事实。真正的神经细胞会凋亡，而指导器不让宝石同步退化，微小的分歧必然就会产生。对刺激做出的反馈只要有几微秒的偏差就会引起怀疑——这点我很清楚——从那时起，分歧就已不可逆转了。

毫无疑问，五十年前一定有顶尖的神经科专家团队围坐在电脑屏幕前，对着一张偏差值的概率表苦苦思索。这种偏差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但他们为什么最后选了一星期作为期限呢？到底多大的偏差率是可接受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他们必然会尽量减少危险系数，选出一个足够低的值，将全球范围内发生偏差的概率控制在极低的程度。每天就有二十五万人进行切换，很难想象要选出那个最合适的数值是何其困难。

在任何一家医院，十年间可能只有一例或者百年间只有一例会出现偏差。但每家医疗机构仍然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应对这样的突发事件。

那他们会怎样选择呢？

可以遵守协议条款，再一次启动指导器，将原本满意的客户擦除，再让饱受精神折磨的大脑重获身体控制权，给对方机会在媒体和法律界人士面前大肆宣扬自己遭受的磨难。

或者，默不作声地删除电脑里有关偏差的记录，冷静地除掉那唯一的证人。

这么说，我真的获得了永生。

在五十到六十年内，我将接受数次移植手术，最终更换整个身体。但无须担心——我不会死在手术台上。在未来的一千年左右，我需要添加额外的硬件来满足记忆存储的需求，但我确信升级过程是安全无虞的。虽然在百万年的时间尺度上，宇宙射线会破坏宝石的内部结构，但只要定期把自己无误差地转录到一块新的水晶上，就能规避风险。

理论上，现在的我至少已经获得观看宇宙坍缩或热寂演出的入场券。

当然，我把凯茜甩了。也许我应该试着喜欢她，但她让我紧张，一想到自己是在扮演原来的“我”，就感到浑身不自在。

对于那个声称爱她的男人——那个在最后一周的时间里，陷入无助、惊恐，被步步紧逼，在窒息中死去的男人——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抱有何种感想。也许我应当略表同情，毕竟自己也曾担忧遭遇同样的厄运。但对我来说，他并不真实。我知道自己的大脑以他为雏形——也可以说他就是我的前身吧。但除了这一点，他不过是个苍白虚无的影子而已。

毕竟，我根本不知道他的自我、他内心最深层的世界，以及他存在时的体验是否与我有一丝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