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IV号发生了什么？

致相关人士：

这个包裹里有着死亡。我把它寄给你，正是因为你被判定为可疑风险人员。对此我深感遗憾；你的地址刚好出现在我们安全部门编制的清单上。在泰晤士河谷这一端，似乎存在大量与你类似的“潜在风险联系人”。要是我们的员工被看到跟你这类人私会小酌，他们肯定得……被好好警示一番。当然，很难判断你这人究竟有多危险——当我查看“U号名单”，看到墨菲和奥谢[1]这样的名字时，总是忍不住质疑他们到底有没有深入调查，还是说他们的电脑被这些名字吓宕机了？

嗯……或许你一想到被暗中污名抹黑，就感到无比愤怒。若是如此，你理应报警。反正你肯定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你自然也可以把这些全部烧掉。但这势必会招致追查，“U号名单”也将成为调查线索信息的一部分。唉，说白了，我就是把这包裹随机寄给了名单上的一部分人。倘若你恰好是我要瞄准的目标，就把包裹藏起来，等他们来询问的时候撒个谎。你有很大概率能蒙混过关。

还在看吗？很好……但已经有人因送到你手中的东西丢了性命。在你打算拆开封装保护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些背景情况。这么说也不完全正确，但这是我的临终遗嘱，我有权定夺准则。目前你尚未受到牵连。背景细节并无危害，真正致命的乃是事件图景的全貌。

（虽然据我所知，你被列入“U号名单”，或许只是因为与我有某个相同的小怪癖。）

……那么，让我给你讲讲那个虚构的大脑、那台可憎的机器、已故的学者，以及C23房间中那个发光之物。所有这些都是事件全貌之组成的一部分。

机构背景：剑桥IV号

首先。从邮戳你应该能推断出，“剑桥IV号”比剑桥大学离你更近。这是政府的思路：一个行事隐秘、专注信息技术的机构，就该有个能巧妙让人联想到计算机的名字。有人想到了艾伦·图灵——他提出著名的思想实验，发明了图灵机（一种抽象的通用计算机），还设计了图灵测试。他曾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院士，这便是两者之间的全部关联，或者说近乎全部关联。

这样一个行事隐秘的机构，由纳税人出资运营，但周围却没有警犬、武装警察、感应围栏以及“禁止拍照”等繁琐的安保措施。若该机构规模足够大，唯一留下的痕迹便是在英国地形测绘详图上的一片空白。倘若你注重隐私，这里倒是工作的好去处；但一旦出了乱子，可就不妙了，因为在一个官方层面不存在的地方，工作保障相当不稳定。

我现在就待在一栋不存在的建筑物，在自己位于三楼的办公室里给你写信，这房间的墙都刷成了单调的绿色。而屋内值得在意的物件就那么些：一张早期的图形打印件，上面的图案看着像只黑羽钩喙的鸟儿，让我歪歪扭扭地钉在了墙上；一道冻结的闪电造型摆件，用珀斯佩产的有机玻璃做的，摆在桌上；还有瓶威士忌，酒的液面高度降太快了，喝得有点多。唉，那又如何呢？

这项目已经完了。

经费、谎言与贝里曼

过去十八个月里，“剑桥Ⅳ号”得到的资金持续减少。作为副主任，我竭力维持项目运作，试图让白厅对其保持关注，我一直告诉自己，这个项目有望为人们对思维、大脑和计算机的认知带来全新且深刻的见解，甚至可能成为心理武器领域的“氢弹”。我如同一位决心证明人即便没了四肢、胃、一个肺、一个肾、一半肝脏、三分之二的大脑仍能存活的外科医生，对人员配置表进行大幅削减……然而那冗长乏味的削减清单还在继续。我无休止地进行着艰难的断后防御，以抵抗项目被凌迟致死，因为我相信——

不。

在此我可以坦诚相告。起初，我认为“剑桥Ⅳ号”是自“燃素说”以来最荒谬的主意。

我真正信任的是弗农·贝里曼（Vernon Berryman），项目的发起人和研究负责人，一个与图灵一样天赋异禀的人。可怜的弗农。

据说艾伦·图灵于1954年自杀。

你知道原因吗？如今社会风气本应更为开明，但在政府敏感部门却并非如此。在那里，完全合法的偏好却被严令禁止。倘若有人与众不同，就可能遭到敲诈。拿什么敲诈呢？一旦事情败露，此人便会失去在政府敏感部门的工作。为何会这样？因为我们不能让可能被敲诈的人占据政府敏感职位。如此这般，循环往复。

弗农·贝里曼博士并非自杀，他遭遇了一场令人遗憾的意外，一场“成功”的意外。白厅一个吝啬的“会计”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他。每个人都会亲手毁掉的事物，就是他们所爱之物。

让我再来一口威士忌吧。我会给你讲讲项目的工作情况。

项目与人员

凯莉·图娜（Ceri Turner）本应是生理/神经学专家，为贝里曼和他的数学模型挖掘大脑神经线路的数据。她一头金发，皮肤光滑，打扮时髦，香水味浓重，是那种能让青少年做春梦的丰满年轻女子。如果你钟情她这款的，大概会觉得她的腿确实很好看。但我对她的智力水平深感怀疑（她来自美国，在那里，只要能读写、能长时间安稳坐着，就能拿到博士学位）。贝里曼却对她客气得难以置信，在论文中给她联合作者署名的荣誉，而那些论文95%都是他自己的成果。我敢说，如果他叫“韦里曼（Wherryman）”，甚至会把她的名字按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在自己前面。

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虚拟的思维模型，并试图摧毁它。“这只是一个最粗略的思维草图，”我记得他咧着嘴笑着说，“甚至还不如一个常务秘书的思维复杂。”图娜那尖细的笑声总是令我心烦。

她负责提供数据输入，而贝里曼则负责创造奇迹。

我可以在此摘抄一些他们主要论文的内容……你在《自然》或《新科学人》杂志上是找不到它的，它的机密等级为“机密 * 巴兹里斯克/蛇怪”，仅限指名分发给特定人员。对于像剑桥IV号这样规模较小的机构而言，拥有自己的识别标记代号是一种小小的荣誉，一种不包含经济支持的象征性鼓励。“蛇怪”这个名字比任何与剑桥相关的典故都更加切入这个项目的骨髓，你稍后就会明白。这或许暗示着，那些给我们颁发这种标签的人从未真正重视我们。

说实在的，你需要我给你讲多少呢？我可以在此重印《论可思考的形式，并对逻辑映像技术的几点说明》的部分内容，但倘若我了解你——当然我并不了解——你是个注重实际的人。你不会有兴趣花时间读完二十页关于判定问题、哥德尔定理以及贝里曼那些令人不安的理论拓展的内容。相反，我有一段早已烂熟于心的灌输性说辞，随时准备向来访的政要和金主脱口而出。它如同阿玛莱特步枪一样实用。内容如下：

——稍等，先让我倒一杯纯麦芽威士忌提神。

贝里曼博士认为，借助像你们参观时看到的阿尔法节点增强型那么大的神经模拟系统，我们能够找到通往不可想象图像的关键。利用数学理论认为大脑必然存在的缺陷而创作的计算机视幻艺术。这可能是一种能吸引注意力、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图案，就像神秘的符文。

然后，根据我对听众的仔细判断（男性？相当聪明？有幽默感？是否中意我？），我会突然拿出一张大幅的《阁楼》杂志裸体女郎卡片，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注意力会瞬间被吸引，然后会下意识地眨眨眼，接着故作镇定地把目光移开……我们都是如此容易预测。若运气好，他们最后还会微微一笑。

瞧，我并不像你想象的副主任那般古板守旧。我觉得自己确实需要穿深色西装和马甲，但我可不会穿白厅官员那种细条纹西装。若我没有另做打算，距离退休甚至60岁大寿还有好些年呢。我还远未到无用的地步。

而贝里曼年仅34岁。人们都说数学家在相对年轻时就能做出最出色的工作。图灵在二十多岁时就解决了判定问题。我本不该在贝里曼身上犯傻，但……

然而，我还是做了蠢事。我制造了一台可憎的机器。

可憎的机器与我的执念

最新一轮的部长级预算削减计划甚至威胁到了阿尔法节点增强型设备本身。若我们再失去两名操作员，轮班制度就会崩溃，那台糟糕的机器就无法处理贝里曼的通宵运算任务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争论沿着熟悉的套路一步步恶化：设备利用率低，无法证明继续租用的合理性，建议与其他项目合并，分散的领导模式不可行，再见了，剑桥IV号。我可不想为这样一个项目辩护，其中一位所谓的首席科学家每天有一半时间都躺在该死的沙发上，天知道他对着阿尔法节点模拟系统在想些什么。

那时，我已经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或许说是美妙的变化也未可知，有好几个星期了。说起来很荒谬：有一次我在走廊上与贝里曼擦肩而过，他穿着衬衫袖子去厕所，那一刻，我的内心有了某种变化。他脸庞瘦削，神情专注，皮肤白皙，头发乌黑，透过薄薄的衬衫能看到他深色的乳头轮廓。我结婚八年，婚姻生活还算美满，直到我妻子梅因癌症去世。

在那八年里，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感觉，像这样如闪电般击中我。

人们总是纠结于这些细节，比如一个转头的动作，一根纤细手指的弯曲，试图找出原因。但这些不断变化的细节并不能解释什么。真正致命的是图景的全貌。

若剑桥IV号不得不关闭，其主任可能会退休，或者有可能被调职，而这位数学天才则会带着他的研究成果走访半打大学。只要这些大学能为项目申请到资金（这个词真要命），他们肯定很乐意接纳他。也许图娜那个女人也会跟他走。那样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在走廊上与他擦肩而过了。

我行事极为谨慎、隐秘。但我还是制造了那台可憎的机器。（刚才你是不是心里一动？也许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这东西并不复杂，我好歹有个理学学位，但我的手指太笨拙，做不了精细的活儿。于是，我乘坐头等舱——这是我职位带来的一项福利——前往伦敦这个鱼龙混杂的大都市。在托图娜姆法院路的一家摄影器材店买了两个小玩意儿——一个闪光灯和一块俗气的粉色手表，在索霍区一家国际化的街角小店买了份报纸，又花1.99英镑从人行道上的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里买了一块塑料垃圾。当然，我当时疯了。

蓄意破坏

不妨告诉你具体细节，让你也参与进来。

“声控快门”本是用于自拍和集体照的：吹口哨或打个响指，快门就会咔嚓一声，闪光灯就会亮起。它因过于愚蠢而让我印象深刻。谁会想被定格成撅着嘴或翘着手指的样子给后人留作纪念呢？我买的闪光灯是最便宜的那种，而那个俗气的粉色手表的关键在于它的闹钟功能。我戴着实验室手套，把它们都绑在一起，做成了一个延时闪光灯：但首先，我用钳子掰掉了闪光灯塑料外壳的一部分。现在，任何傻瓜都能看出来，只有把电池塞紧才能固定住。我最后买的是一份俄文版的《真理报》。

我们内部那形同虚设的安保就是个笑话。剑桥IV号在官方层面并不存在，所以也不会防备闯入者。很多时候，你可以独自穿过走廊里数百码长的死寂光线和空气，听着那微弱的通风声，这总是让我想到“权力走廊”。我偶尔会去计算机房，在在那个由硅片和光电子元件构成的虚幻世界里，一个模拟人类大脑正遭受攻击——被贝里曼的图像程序攻击，但到目前为止，它抵御住了每一次攻击。大脑的电化学免疫系统成功抵御了进化能抛给它的绝大多数概念病毒……不过无形的东西可能会出错，不是吗？而且确实出错了。

一如既往的，我一进去四处查看，大家就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凯莉·图娜闭着眼睛躺在连接模拟系统的沙发上，不知道是在冥想还是干什么荒唐事，脑电图仪将她的脑电波输入模拟系统。她穿着红色长筒袜的双腿不雅地伸着：就她还能作为标准脑电波参考？操作员们弓着背，不满地坐在键盘前，不敢和我对视，生怕我对他们的平装书、扑克牌和暴露行踪的面包屑发表评论。我把那堆垃圾放在一个高高的蓝色电源调节器上。然后用手指包着手帕擤了擤鼻子（声音没太大），离开。就这样。

我们的清洁工可能会被怀疑和辞退，但既然我要做成一个煎蛋卷，就难免要打破一个鸡蛋。

当然，我当时疯了。我非常清醒地向自己解释，是白厅那些吝啬鬼把我逼得用他们自己那凶残偏执又多疑的逻辑来反击，试图让他们意识到一个值得被破坏的机构肯定也值得被保留。但或许我的这台可憎机器听起来并不怎么致命？

相信我。它比我想象的要致命得多。

意外与凯莉·图娜之死

出于一种含糊不清的、尝试自我提升的想法，我总会浏览行业内免费发放的计算机报纸（官方上我们是琥珀数据系统公司，这应该能解释我们的采购模式）。在那些冗长乏味的废话和夸大其词中，有时能获取一些有趣的信息：尤其是，为什么在大型计算机设施中禁止闪光摄影。

第二天早上，我们那下巴松弛的安全主管西蒙德，得意洋洋地向我详细解释了这一切，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所涉及的复杂电子原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家伙。”那天他感觉自己很重要，不停地炫耀着。但现在我不想说他的坏话了。

他说，那个搞砸了的“破坏者”肯定以为计算机房配备的是老式的消防系统。电气火灾伴随着耀眼的闪光，因此会触发……（我故作明智地点点头，其实完全听不懂）……要是传感器连接的是老式的喷水灭火装置，整个计算机系统就会被浸湿毁坏。即使是泡沫或干粉灭火器对阿尔法节点也没好处。幸运的是，破坏者不知道一个重要事实。（我又假装茫然地点了点头。）像我们这样的现代消防系统，会通过封锁所有出口，用大量惰性哈龙气体排出所有氧气来阻止火灾蔓延。

“所以没有造成损失？”我轻松地问道。当然，操作员们受过训练，知道在警报响起时拼命逃跑。

“等我们抓到那个混蛋，就会以过失杀人罪起诉他。”

我久久地茫然盯着桌上那件闪电化石模型，时间仿佛停滞了。

随后我意识到，西蒙德并没有设下陷阱：他在抛出那雷霆般重磅的消息时，并未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我，未能察觉到我内心那冰冷的震惊，我的五脏六腑和思绪都仿佛凝固了。在缓慢而冰冷的思绪翻腾中，我隐约捕捉到了“博士”这个词。啊，每个人都会亲手毁掉的事物……

西蒙德啰嗦而无情地继续抱怨着未经授权的深夜工作（是啊，贝里曼一直在拼命工作），事情的经过自然而然地在我脑海中拼凑起来。某人去取打印件之类的东西；警报响起，陷入恐慌，匆忙中滑倒，一瞬间头晕目眩的困惑，门随即紧闭，喷嘴发出嘶嘶声。

我的办公室在三楼。要不是因为空调的不明原因窗户被封死，我可能已经准备好跳下去了。

但西蒙德在我的麻木之中投下了一个新的词，将其结晶成了别的东西。那个词是“她”。“博士”既可以指英国的数学博士，也可以指美国的医学博士。

那天晚上，凯莉·图娜工作到深夜，和贝里曼一起进行运算，一直到凌晨。而这个愚蠢的女人还尝试验证了一个我根本无法预料的个人理论。她是因自己的鲁莽而丧生的。

我拒绝承担任何责任。我对她没有恶意，没有什么严重的过节。我希望她和贝里曼之间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因为如果有，我可能无法为她的死感到难过。

西蒙德离开时暗示这件事可能会造成国际影响，而且他有了线索。现场有个东西遗留在那儿，楔在一大叠有明显俄文印刷字样的纸里，具体是什么他不愿透露。在那天早上，我要是笑出来可就糟糕了。

不过，话说回来，图娜有一个多么奇妙的想法啊！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交感巫术。它就在她的笔记本里——我现在还留着——一本封面有花、却极为严谨科学地写着“思考”二字标题的淡色笔记本。“#136.输入与强制失去意识状态相关联的基准脑电波模式。世事难料。检查医疗用品库存。安眠酮？”

怀着如同达尔文对着郁金香吹长号做实验般的疯狂开放心态，她在沙发上给自己喂了本应是安全剂量的安眠药；只是，那天晚上，任何能屏蔽警报声的东西都谈不上安全。最后他们发现她时，她抽搐着，丑陋地，仍然连接着系统。我无法接受——我无法原谅她几乎做对了什么，距离找到正确的方向曾如此之近。

疯狂的进展与失败的图像

所以，借助白厅的判断逻辑，我以牺牲一人为代价为我们争取到了时间。调查进行了一阵子，唯一的结果是U号名单有所修订，长度略微缩短。资金悄然增加了。我所做的事本不该奏效，但它却成功了。

贝里曼疯狂地继续工作。他瘦了很多；他说他正在追踪一些线索，一些新的东西。“富饶而未知的海域，”他有一次喃喃自语道，“凯莉……我很抱歉。我需要时间。” 提到她的名字时，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愧疚，仿佛他和我是同谋。直到很久以后，我了解到他最后那个洞见的来源，才弄明白这点。

我不得不减少与贝里曼的接触，因为我害怕被发现盯着他手背上细腻的绒毛。但我又无法避开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改变我们在剑桥IV号日常相处的模式，可能会引起他人的注意。我生平第一次为自己受到的中产阶级教育感到遗憾。我要是能在温彻斯特公学和国王学院（这也是图灵的母校）之中，掌握弗农·贝里曼博士所熟悉的肢体语言该多好？

时间一天天过去，项目报告变得越来越乐观。我偷偷前往我们那庞大而腐败的首都，试图排解自己的情感。数学脑模型遭受了一些沉重打击，但尽管贝里曼疯狂且孤注一掷地投入工作，他似乎仍未接近将模拟实验的成功转化为现实。一个失败的图像至今仍钉在我那脏兮兮的办公室墙上：

一个可怕的黑色物体，像是半个罗夏墨迹测验图，一种分形形状，其轮廓隐约暗示着一只鸟。它能吸引你的眼球，但（尽管我们满怀希望、使尽浑身解数地如此期望）却始终无法真正地强迫你。

我还记得在每周的项目工作会议上，我们严肃地讨论了对于一个真正能以惊人的或麻痹性的力量刺入视觉皮层的“活性”图像，应该采取哪些防护措施。负责精神科联络的女士建议使用在一些感知测试中使用的扰频眼镜。这些眼镜制作成本极高，在当时我们无法获得采购的批准。

（在曼哈顿计划早期，他们是否也曾考虑过配备更好的防弹背心和更厚的防弹玻璃来抵御新武器呢？我很好奇。）

而就在那个时候，我获得了另一个线索，去了解贝里曼思路的走向——当他轻蔑地说：“这已经不再是真正的数学了。我无法构建一个优雅的模型。相反……你知道的，就像那个阿佩尔-哈肯对四色定理的证明：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用一千五百个小时的计算机运算把它棒打至死了。这就是我现在的观点立场。”

终结

渐渐地，资金供应又开始减少，并非被公开削减，而是被通货膨胀逐渐侵蚀。一天之中，我可以多次看到贝里曼，却感觉到我们之间那条不可能的鸿沟在不断扩大。

其他时候，我坐在与我职位相称的宽大红木办公桌前，构思着疯狂的计划。我打算提出一个理论，关于映像技术会引起的广泛反应；还要招募志愿者参与实验；想办法操控志愿者的选拔过程。我那患有视弱和癫痫的受试者，将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戴着偏光眼镜，前来参与测试。当他透过眼镜和舷窗凝视贝里曼的最新成果时，我的受害者的视野将随着偏振光平面的交叉再交叉而快速闪烁，频率为每秒五次。引发癫痫小发作。这样贝里曼就能被证明是正确的。

他将沐浴在掌声雷动之中。

这算是我比较理智的计划之一。实际上，我甚至去检查了光学实验室是否有偏光塑料片的库存。当然，这只是个幻想。而剑桥IV号真正的结局远超我的任何幻想。

每个人都会亲手毁掉……

灾难性的成功：蛇怪诞生

我猜，事情发生在三四个小时之前。我只能写下这篇后记和讣告。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当人类大脑这台“计算机”试图处理一个它无法运行的视觉程序时，唯一的结果只是迷失方向呢？我们应当从我们所制造的机器中得知，布置微妙的延迟和有限循环远比直接让整个系统崩溃要困难得多。

最令人生厌的讽刺之处在于，我这个被当作普通行政官员放养一旁的人，独自埋下了这场灾难性成功的导火索。凯莉·图娜曾有个狂野的理论，认为药物催眠状态下的脑电波反馈会降低阿尔法节点模拟系统的防御……后来，当贝里曼分析她的工作状态记录时，发现了比睡眠的数字化脑电波模式更适合的东西。这可能会成就他的事业，但却是以她的生命为代价（他在乎这个女人吗？他在乎吗？）。

那就是脑死亡的电磁特征。

那根凝固的闪电模型就放在我的桌子上，它是个纪念品。塑料内部被充上了极高的电压，底部还插着一根接地的尖针。当烟雾散去，放电形成的分叉、分形路径便永远地被定格下来。

图娜大脑中的最后一道 “闪电” 就像这样，被硅片和光电子元件捕捉到，等待贝里曼去发现。在他最后的笔记里，他满怀愧疚地将此归功于她，当然，这是死后的追认。给科学家展示一种模式，他们通常就能研究出如何重现它。

“死者的视网膜上会留下凶手的影像！”

哦，天哪。

C23房间

我记得马克·吐温的《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中有一个可怕的场景，一个又一个身披铠甲的骑士被电网围栏击倒。每个不幸的骑士触碰前一个骑士的导电铠甲时，死亡的堆积便不断增长。将这个场景更新到现如今，就是弗农·贝里曼的工作室里现在所展示的这场大屠杀……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一个“成果”。他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他的办公桌正对着门。高分辨率图形显示器在项目技术人员逐个去查看贝里曼为何瘫倒在椅子上、越过他的肩头看向终端之前，是看不到的。只有我，在我那饱受折磨的日常巡查中，坚信他会取得成功。我没有立即窥视，而是走开思考了一番。

我闭着眼睛，快速拍完了许多卷用于记录脑电图显示的宝丽来（Polaroid）胶片（这次不是偏振光片（polaroid）了，P得大写）。这就是你不应该打开密封信封的另一个原因。信封里还有一张标准格式的软盘，里面存着最后这几天的笔记和程序，免费下载自我们便捷易操作的网络。你肯定认识某个和你政治立场相同、聪明的计算机爱好者，一个可以利用贝里曼的图形算法的人。把这些交给他，告诉他务必小心。

遗言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做这一切？因为我间接地亲手杀死了贝里曼。

白厅也是凶手，既因为他们匮乏的资助（要是我们买得起扰频眼镜，他或许就能通过眼镜观察他这只最新的、忘恩负义的宠物），也因为他们启动了一个从道德层面来说令人震惊的项目。在你打算嘲笑我之前，我想说：这些都只是借口。真相是，我再也不在乎他人的命运了。当我开始特别在意那个，你知道是谁的某人时，这段关系在能够表露之前，就被那些扭曲的恐惧所毒害了。你就是我的复仇工具。他们害怕艾滋病吧？从现在起，有一种精神上的 “艾滋病”，它不会尊重任何橡胶防护。

（在C23房间里，我看到了西蒙德。他那迟钝的一生中第一次有了洞见的闪现，但可惜，还不够好。他只是戴上了橡胶手套。）

打开信封时务必万分小心。记住，政客们不喜欢纠缠于这种琐碎的细节，他们只需要对图景全貌的概述。替我给你一直想拜访的国会议员写封信。

至于我自己……最后喝一杯仅供贵宾享用的淡色格兰利威特威士忌。最后一次走出剑桥IV号，带上鼓鼓的公文包，里面塞满英国政府预付邮资的信封，走到附近一个熙熙攘攘、阳光明媚的大街上的邮筒旁。最后，我会像埃及贵族墓中陪葬的仆人一样，加入那些堆积在我所爱之人身后的牺牲者行列。在看向屏幕、越过死亡边缘之前，我终于能够触碰他的手了。